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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初盂城驿为何选址馆驿巷?

2019年05月 15日 10:03 | 来源: 高邮日报 | 

明·隆庆《高邮州志》记载,盂城驿,洪武八年(1375年)开设。当初,盂城驿为何选址在馆驿巷?笔者依据古代邮驿的四大功能逐一加以解析。

AP爱棋牌app我国古代邮驿历史源远流长,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、最成功地发现并运用通信规律、组织文书传递的国家之一,为促进人类通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,历朝历代都通过邮驿这条被称作“国脉”的信息传递系统,传播政令、飞报军情、沟通联系、运送使客和物资,这对于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、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、推动人类通信事业的发展,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邮驿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。它包含着十分广阔的内容,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,它很值得专业工作者和广大业余爱好者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方面,对古代邮驿作一个纵向的全面研究;它也可以供人们从不同的历史断层、不同的时代截面,对其作一个横向的局部剖析。在高邮举行的历届中国邮文化节及邮文化学术讨论会,正是中国邮文化研究的一个个盛会,邮文化学术讨论会犹如璀璨的奇葩,怒放于百花齐放的艺苑中。

明王朝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的时期,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交通事业大发展、邮驿通信事业大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
朱元璋深知发展交通和邮驿事业,对推动统一战争的进行、加强占领地区控制的重要作用。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发展,他迅速修复道路和设置驿站。明军每攻克一地,往往就地修路置驿,以强化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。洪武元年(1368年)正月,下令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,以为全国驿站的总枢纽、国家的高级招待所;正月二十六日,也就是朱元璋称帝后的第二十二天,颁布诏令,设置“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”(《明会要》)以强化邮驿。洪武三年(1370)正月,徐达取得对蒙古用兵的胜利,遂“设开平卫,置八驿”(《明会要》)。洪武十五年(1382年)明军平定云南,随即“令东川、乌撒、芒部诸部置邮传通云南,开筑道路,各广十丈,凡六十里置一驿”(《明史·土司传》)。

朱元璋不仅懂得恢复和建立通信组织在夺取政权方面的重要性,而且更深谙恢复和建立完备的交通和通信组织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,此所谓“国家统一寰宇”“驿递天下之血脉”。这也是明统治者在天下初定、百废待兴的情势下,急于兴邮传、定驿制的主要原因。

洪武二年颁诏,改“站”为“驿”,并因元时全国驿名“俚俗不雅”,令翰林学士考古订正,更改驿站俗名二百三十处,如“扬州驿”改为“广陵驿”,“镇江驿”改名为“京口驿”。其时高邮驿站原名“秦淮驿”,因其名含义不明,故考证依宋代高邮籍著名词家秦观“吾乡如覆盂,地处扬楚脊”诗意而更名“盂城驿”。

明初,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,加快各地道路和驿传的建设。如,朝廷委派大臣去各地修路置驿;责令地方官就地置驿修路;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边境地区,促成土司或头人兴修驿路,这些得力措施促使全国驿传飞速发展。高邮盂城驿的开设,当是这个得力措施的产物。据明·隆庆《高邮州志》记载:“盂城驿在南门外,洪武八年知州黄克明开设。”孟城驿规模宏大,有门厅、正厅、后厅、库房、送礼房、廊房、夫厂、马神祠、马房、鼓楼、照壁、牌楼等。驿北有驿丞宅,临堤有皇华厅,驿南有马饮塘,驿旁还有一座很像样的秦邮公馆,是一座建筑华丽的官立宾馆。据记载,盂城驿占地数千平方米,厅房200多间,另有驿马65匹,驿船18条,床铺60张,马、水夫200多名,是高邮历代邮驿机构中规模最宏大的水、马驿站。明时驿舍的营建修缮归工部所管,驿舍建筑都非常考究,多选择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筑,对选址欠考虑、环境失当的驿站则另择地重建,毫不含糊。如天顺二年(1458年),甘肃庄浪等处驿站多设在低洼地带,于是选择水草便利、地点适中的地方重新修建。又如,宁国府宛陵驿,水患为害,附近接官亭距驿不远,地势高爽,经过勘测,在此建驿。明初,许多地方的驿站重建都是经过周密勘查的。可见驿舍营建时选址不是草率从事,更无选址的随意性可言。

盂城驿规模如此宏伟,建筑如此华丽,而作为水马驿功能又是那样齐全,职能又是那么重要,作为当时知州黄克明对开设盂城驿的选址,当是慎之又慎的。虽然我们现在无法从史料中查寻到黄克明当时究竟开了多少研讨会、论证会,也无从了解黄克明亲临现场作了多少调查研究、分析论证,但从今天的分析考证中,不得不为前人选择盂城驿现在的地址所折服。

盂城驿坐落在南门馆驿巷内,北枕南城门望云门,南连马饮塘、盐塘,东临南、北澄子河,西依南门大街,扼踞京杭大运河要冲,毗邻城南风光带,地理位置十分理想。下面让我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阐述:

邮驿的大多功能靠大运河及水陆驿道来完成

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,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是紧挨大江、大河或海洋而建立的,我国的很多城市也是位于大江、大河或海洋沿岸,这些城市水陆交通便利,开发历史悠久,人口集中,经济发达,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政治、经济、交通、文化的中心。一个城市的建立是这样,一个驿站的设立,也不能违背这条规律。邮传在秦代所担负的任务和作用主要有五点:承担政令的传递;承担军令的传递与情报的送达;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员,提供食宿和车马;运输政府及军队的物资;押运犯人。到了隋唐,由于传和驿完全合一,邮驿的任务更明确具体,任务量也空前增大,包括追捕罪犯,司法办案;派遣官员前往受灾地区慰抚;征召以及给僧道、贤士等人的特殊礼遇;押送犯人,传报首级;贡品运输;政府和军队的物资运输;地方向京城的汇报材料;其他特许人员乘驿等。到了明代,朱元璋一边严治驿,一边强化驿站功能,其驿站任务仍不外乎上述若干条。洪武元年(1368年)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,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北方边境地区的统治,迁都北京,南京仍为陪都,两京并设,六部人员留守,南北两京间公文书信不断,官员往来频繁,物资运输繁忙,从南京经大运河到北京的水陆邮驿路线,更是重中之重、要中之要,驿站的功能更加突出。明朝内地的交通路线,以北京为中心的驿路有八条,以南京为中心的驿路有七条,其中经仪征、扬州、高邮、宝应、淮安、清江浦、桃源、宿迁、邳州、徐州、沛县,接山东驿路最为重要。经过数十年努力,至永乐中期,京杭大运河疏浚成功,罢海运,河运空前兴盛,江河两岸水驿大兴,“水马驿栉比蔓绵”,出现了水陆路线四通八达的盛况。“河畔筑御道,树以柳”,便利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,促进了商业的繁荣,对通信条件的改善,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驿站的功能决定驿站的性质,驿站的性质必然决定驿站的规模,决定驿站的地理位置。不难看出,驿站必须设立在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的驿道旁,在有水路交通的地理条件下,必然同时也要兼顾水路交通的便利。因此说,作为京杭运河重镇的高邮,在选择新的驿站地点时,大运河边、运河国道旁就成为新设驿站的首选位置。

盂城驿位于南、北澄子河与大运河交汇处

AP爱棋牌app隋唐时期,国内驿站以长安经洛阳至江淮的驿路最为重要,江淮地区是唐中期以后财赋的主要来源,从隋唐至宋元,江淮的驿路又逐步得到加强。朱元璋开国后,紧紧抓住大运河这条大动脉不放。永乐十九年(1421年)明王朝迁都北京后,庞大的国家机器,众多的京师人口,强大的京城驻军,构成了一股特别强大的消费力量,北方粮食不足、资源匮乏,每年要从南方运输三四百万石粮食及大量其它物资到北京。明初,一度由海上运粮,很不安全,不得不废海运为漕运,漕河成了当时一条经济命脉,所谓“天下大命,实系于此矣”(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129)。明时还规定,水路递运所的船只俱用红油刷饰,故人称“红船”。史书记载,盂城驿明时有红船十八条。(《高邮三续州志》)。高邮盂城驿的驿船在红油刷饰的基础上加了黑漆刷饰于驿船船尾,与岸上的管理官员达成默契,以利于通行。天长地久,此举便演化成了“高邮船黑屁股”。

盂城驿为水马兼备的中上等驿站,自然肩负繁重的粮食、食盐及其它物资的调集、汇总、运输的艰巨任务。明时高邮向东,北至兴化、盐城,南至泰州、南通,广大里下河水乡的物资运输,皆是由水路运至高邮经运河北上的。从明隆庆六年(1572年)《高邮州志》上绘制的《明代高邮州境图》上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盂城驿南侧华严寺东边即为水面浩大的马饮塘,再向东便紧连着水面宽阔的南澄子河,南澄子河向东四十五里便与山阳河相连。《(隆庆)高邮州志》记载:“山阳河在州治东四十五里,南通樊汊镇,接甘泉、泰州界。”此外,我们还可以从该图上清楚地看到盂城驿北侧即是北澄子河、运盐河,近版的《高邮县志》(第142页)说:“北澄子河,古名运盐河,为高邮县运东主要骨干大河,向东通兴化南官河。”这是明清时通往盐城及沿海各大盐场的主要水上通道,从明代州境图给此河冠名“运盐河”,我们便可看出这条东西向大河的主要功用。当时,盂城驿所承担的向上河(大运河)输送的大批量粮食、食盐及其他物资,都是通过盂城驿佐近的南、北二澄子河由里下河平原纵深地区泰州、南通、兴化、盐城运至。由此看来,盂城驿与南、北澄子河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。有趣的是,从盂城驿附近现在还存留的地名、巷名上也能证明这一点:与水面浩荡的马饮塘南部相连的还有一个盐塘。盐塘者,运盐船舶停留之地也,食盐中转、集散交易之所也。盂城驿所在的巷名叫馆驿巷,馆驿巷正南第一条巷子叫运粮巷,正南直对着盐塘的巷子叫盐塘巷,这些巷子东头连着马饮塘,盐塘挑夫们挑着粮和盐,运到西边大运河北上。因此说,盂城驿是明清时期里下河水乡粮食的中转站和集散地,也是里下河东部沿海食盐的中转站和集散地。同样道理,经大运河南下的北方物资和由大运河北上的南方货物在盂城驿中转,再经南北澄子河东运往里下河各腹地,促成南北东西物资大交流。

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:盂城驿选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必须处在南、北澄子河与大运河的交汇点处,这样可以较好地承担朝廷下达的沉重的运输任务,便捷地将里下河平原大量的粮食、食盐及其它物资转运到大运河北运至京师。 (未完待续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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